吴争愣了,至少从自己的记忆和切身体会中,完全就不是那么回事。
当初自己一个从七品哨官,在张国维家中,当着三人的面,就数次妄言了“大逆不道”的话,也没见被治罪。
而朝堂之上,象张煌言一个区区七品御史,也敢屡次指着朱以海的鼻子顶撞,也没见他被治罪,这时的政治不可谓不宽和,至少没有听说以言获罪。
从始宁镇百姓的生活,和吴庄的过往,确实也没有听闻谁家被赋税逼迫得活不下去。
难道,这真是事实?
莫执念道:“我朝税收过重之说,皆因出于文臣的谏言,谏言嘛,总得言过其实才能为上所动,这无可厚非。但事实是,崇祯十二年,朝廷杂税岁入为三百七十八万两,这是除农税之外,包含盐、茶、酒等所有税收在内的数字,把这摊到我朝一万万多人口里,每人每年尚不足二十文,折合成粮食,也就十斤米。伯爷还以为我朝赋税沉重吗?”
吴争哑然。
“七大钞关中,除了九江外,其余六个河西务、临清、浒墅、北新、扬州、淮安都在运河沿线;门税、崇文门税的征税对象是出入北京的货物;通过税中有五十万两左右都集中在运河沿岸及京城、南京附近。其时国内商路的开辟已经有相当规模,可征税设卡相对滞后,连江湖要津的设榷都难以充分。”
“山西汾阳县,一年商税是才六千两白银,当地官府上疏朝廷税额过高,请求降税,何其荒谬?其实这个税额本身来说很低了,其所谓的高也是与其他地方低到几乎等于没有的商税相比。再如江南,伯爷应该知晓,金华县已是很繁荣的地方了,它一年所列出的商税定额竟不足七两,而这七两商税,竟也拖欠朝廷三年之久。何其荒谬?”
莫执念饮了一口茶,“再说市舶税,崇祯十年,朝廷市舶税仅四万两,而据福建的南安候郑芝龙,他下令凡海舶不得郑氏令旗,不能来往,每舶例入二千两,岁入以千万计,以此富敌国。而茶税就更象是个笑话,浙江乃举世闻名的产茶大省,一年茶税仅六两。”
“纵观前朝,唐大历年间仅食盐一项即达六百万缗,占收入的一半。宋绍兴末年,盐、茶榷货为二千四百万万贯,占当年岁入五成。至淳熙、绍熙年间,茶、盐、酒等榷货更高达三千七百万贯,占据岁入之六成。”
“最后说到临时加税,前朝遭遇战事,临时征税司空见惯。唐肃宗即位时,遣御史郑叔清等籍江淮、蜀汉富商右族訾畜,十收其二,谓之率贷。诸道亦税商贾以赡军,钱一千者有税。这就相当于对每个商人征收二成的税了。
又如,度支使杜佑计诸道用军,月费一百余万贯,京师帑廪不支数月,杞乃以户部侍郎赵赞判度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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