当夜阮元便即修书去了嘉兴,请李赓芸南下,钱大昕则留在杭州办理诂经精舍的兴办事宜,浙江名士得知阮元、钱大昕、孙星衍、王昶四大海内名儒,一时齐聚诂经精舍,又广招人才讲学其间,又怎能不为之心动?一时前往浙江,主动愿意讲学者不计其数,诂经精舍尚未正式开幕,便已汇聚了段玉裁、张鉴、顾广圻、陈鸿寿、严杰等江南两浙一大批名士在内,看来距离阮元兴学之梦的实现,也只剩下时间问题了。
而李赓芸在嘉兴,也收到了阮元的来信,同时钱大昕担心李赓芸为人憨直,竟不从阮元号令,也私下修书一封送到了嘉兴,将阮元保荐他升任一事详加言明。李赓芸看了两封来信,自是惭愧难当,对阮元的猜疑之心尽去,反倒是觉得阮元有恩于己,便应当加倍还报。所以收信当日,李赓芸便收拾了行装启程南下,一到浙江抚院,便向阮元赔罪,希望阮元宽恕他上一年的截船之举。阮元本也不在意这些,又哪里会为难于他?不仅没有一句抱怨之言,反倒力赞他尽心奉公,本就应该得到提拔。随即,阮元也为李赓芸安排了上座,见他歇息已定,便问起赈灾之事来。
“既然中丞诚心相问,下官也定当将下官所知,尽数告知中丞。”李赓芸的回答非常诚恳,道:“其实下官虽在嘉兴,却也知道中丞入浙江主政半年,已经颇有作为,想来中丞对这赈灾之事,也不致一无所知。下官只说下官所见,督抚大员所难及之事,下官大抵清楚,眼下受灾最重的三个府,知府尚属清廉,不至于在他们这一级克扣赈粮。但到了知县,乃至县吏这里,私行克扣之事,便屡见不鲜了。”
“这赈粮发放,最难之处,在于上位者往往不知分发之数,只知发放了事,既然已经放粮,自己便是有功,至于百姓是否得到赈粮充饥,他们有时便不管不问,即便问了,有这许多县吏从中作梗,他们往往也不清楚。同时,需要施赈的百姓,也往往不知自己应该分发到多少粮食,有时日受一餐,便以为是朝廷尽了赈灾之责,却不知赈灾之时,受灾最重之人,每日本该日受两餐。有此‘上不知,下不知’二事,县吏便极易从中克扣赈粮,对上,便言粮食已经分发,对下,则言每日放赈止有此数,甚至有些百姓,尚未得知官府放赈,便已经饿死了。另外,百姓之中,亦有发放不均之事,有时一些中产之民,明明家有余粮,尚能生存,却为了节省自家粮食,冒充贫民前来接受赈济。可另一方面,有些贫民的口粮,却也因此被夺了,进而得不到赈粮。如此说来,这官、吏、民三处,却都要详加筹备才是。”
“生甫兄,以我之见,这官、吏、民三事,官之一事最为简易,只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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