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阮元,你……你这是篡改朱子本意!”方东树素来以朱熹言理之道为至论,这时听闻阮元以朱子“论礼”之言试图论证朱子同为“以礼代理”之人,当即勃然大怒,竟向阮元直呼其名:“朱子晚年,纵有一二论礼之言,其学问之大端,仍在天理之理!且不论其他,朱子身殁之前四日,仍亲手修改《大学章句》,竭心血于天理之事,怎得到了你这里,竟而寻章摘句,强言朱子晚年所重,在礼仪之礼而非天理之理?那一二书信不过偶一言之,就可以代表朱子晚年之意了?似你这般以偏概全,篡改圣道,只会流毒万世,使后世学子尽入歧途!”
“那你所言朱子修改章句,又如何可以证明朱子晚年,言天理之理胜过言礼仪之礼?”阮元被方东树多次叱骂,心中自也多了几分怒气,便向方东树继续辩道:“那我再举一例言之,依上古之礼,殷人尚白,周人尚赤,这是礼仪之限,而非天理之限,所以若是有一周人,竟然尚白,则可以不和礼仪之言折之。可反过来说,若是周人尚白,而你只言此周人之行不和天理,那究竟是什么天理,决定了周人必须尚赤呢?这便是以礼代理的必然!百姓士人,若是有一个明确的礼仪标准,自然会循礼而行,不敢逾矩。可若是以虚无缥缈的天理作为标准,那人人都可以说对方之言之行不合天理,只因为这天理之理,完全取决于言理之人的个人判断!若是每个人都只用个人判断大行其是,那天下必将纷乱不已,也不可能出现一个公认的标准,到那个时候,天下丧乱,才是难以挽回!”
“庸俗,你这话跟戴震一样庸俗!”方东树却依然坚持自己的认识,对阮元冷笑道:“正是因为天理不能以具体的形象出现,不执着于具体的规矩,而是真正的无所不容,无论千变万化,皆出于天理一源,它才是天理!你非要用可行可见之事来代替天理,只会让人死板教条,抱着固定的规矩不放,却忘了天理本不是拘泥之理!再说了,你们口口声声说要用可行可见的规矩,来代替不可见闻的天理,那你等又做了什么?就以解释经典而言,你们认为,论理之说虚无缥缈,所以需要用切实可见的训诂是吗?既然如此,那你们汉学之人,为何讲论经典之言,同样存在那么多差别?同样是治《易经》,惠栋有惠栋的解释,焦循有焦循的解释,焦循之后,这还有不少人想着重注《周易》,这说明了什么?这说明惠栋焦循之流,哪怕有了训诂作为标准,依然无用!既然你所谓明确可见的办法,还是不能得到一个共识,那你又有何资格,来强说天理的不是!”
“治学之道,我阮元看来,在于‘博学而算’四个字。的确,在很多儒学问题之上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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