林后人重掌大权,也没把事儿干好。
这群家伙在野时天天骂人,觉得人家不行,然而真的让他们众正盈朝了,做的反而不比人家好。
东林党成立四十多年以后从来没有提出过一个可以救治国家的政纲。
自己号召广开言路,实际上自己找到机会同样利用党争打压其他派系的声音。
号召打击阉党,但是阉党被连根拔起之后东林党就彻底掌权,他们照样的党同伐异,被剥削的百姓也没见日子好过了多少。
至于反对东南沿海商业干预就更抽象,商业税到明末已经成为大明收入不可分割的一部分,东林党人反对干预商业是对的,但实际执行之中却很快和东南的新兴商业阶级配合,以“不能与民争利”为口号阻挠朝廷收商税,使得大量的税收负担压在了农民身上,导致农民不堪重负。
后来的东林党直接变成了江浙仕商一体豪强的保护伞,号召着轻徭薄赋,但是却对征收商税万分回避,对征收农业税表示支持。
少数有见识的东林党人如邹元标也能看出东林党的问题,但是当他四处呼喊恢复张居正的政策时,其他东林党人却纷纷与他割席。
东林党到后期已经完全成为一个党争派系,落下“长于内争,短于治国治军”的评价。
历史是唯结果论的。
东林党没有登上历史舞台的时候,被清流嘲讽的“昏君”“权臣”好歹能出张居正改革、万历三大征,可东林党崛起后,不管口号喊得再响亮,却没有真正做出什么值得称道的成绩。
到东林后人众正盈朝的崇祯时期,大明更是干脆给盈没了。
站在东林党内部当然可以有各种理由说自己执政的艰难,但是登上历史舞台的势力哪个不艰难?
当国家的命运交到身上时只有接不接得住的分别,形势艰难不应该成为借口。
当然,站在这个时间点还未成立的东林党还没有那些抽象行为,这些东林群贤此时可是敢于和税官太监、勋贵豪强对抗,保名教、斥奸邪的正直文人,集天下之望。
王文龙也没可能在现在批评人家什么。
高攀龙和顾宪成两人亲自陪着王文龙走向高台,高攀龙笑着说道:“我等聚会讲学,一直没有一个固定场所,如今也只能找这一处破旧的书院作为暂时集会之所。”
顾宪成为王文龙讲解:“此地原为闽学鼻祖,龟山先生吴国公杨时在无锡讲学的旧院,只是时间日久,逐渐荒废,我等来到之时已经改建成佛寺,亲自动手劈树斩草才勉强开辟出这几间院落,只为请建阳这样的名儒前来讲学。建阳遍历诸国,他山之石可以攻玉,还请建阳为我等讲解海外之事。”
王文龙谦虚道:“不敢说什么讲解,只是尽所能罢了。”
今天东林八君子中的七人全部到场,七人都是在野官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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