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批农夫推着车辆扛着麻包,在路上蜿蜒而行,如同一条长龙,间或有军人混杂其中。更多的军人则手持武器站立在道路两侧担任警戒任务,只看队伍的规模以及搬运者头上的汗水就能估计出来,所运输物资的数量不在少数。
代王府在大同传承近两百年的积累,除了府邸中的金银财宝之外,便是山西境内海量田地。这些田地上出产的粮食,便是左右山西粮价的一枚重要砝码。九边的粮食问题,并不是一个单纯的税收问题,更大的问题在于渠道和商品流通。首先,明朝廷不愿意承担把粮食从内地运送到边塞的成本,就把这部分成本转嫁给商贾,从开中法开始,就是让商人承担这部分开销。
世界上没人从事赔本生意,如果再加上可能赔命,就更是无人问津。因此开中法的废除,就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而不是某个人或者某省人的问题。在那之后,九边的粮食供应,就是由商贾和地方大士绅控制。这些人虽然有推高粮价恶意炒作粮食的问题,但是也必须看到,如果不给他们这些利益,那就没人去做这门生意,九边的粮食供应一早就会崩溃,整个九边防线也就不复存在。
只是明朝廷在这一问题里的无作为,才是导致这一系列问题逐渐恶化的最重要因素。朝廷既不想承担运输成本,又不能放弃九边防线,就只能采取扬汤止沸的方式,给九边发放大量白银,随后粮商继续涨价,形成恶性循环。
积重难返,到了万历时期即便是张居正这种人杰,也只能想办法多弄一些银子往边地输送,试图让边军活得好一些,又不至于好到可以自己养活自己不受朝廷钳制,就是所能做到的极致。
之前范进想过的解决方法,就是在渠道上解决问题,打破旧有垄断地位,只不过山西的阻力比他想的为大,这个计划进展的并不顺利。
这些大士绅能够形成垄断地位,倒也并非全靠侥幸,首先他们自己手里确实要有粮,才能保证局面不崩。在需要的时候,他们也会低价卖出一些粮食,保证维持自己最基本的生存安全。又或者向自己的心腹部队提供粮草,确保有武装站在自己一边,这些都是需要粮食做保障。九边粮荒很大因素都是炒出来,而不是真的荒到那种地步。乃至在另一个时空中,所谓明末的粮食危机,也不是指总量危机,而是指分配危机,土地也是那么回事。
眼下这些粮食,就是撬动宣大粮价的一枚重要砝码。它们的数量惊人,足有近十万石,更重要的是,它们掌握在范进手里,而不是粮商或是地方衙门手里。
“王府的田地遍布山西,所产出的粮食大多要运往大同,毕竟这里靠近边塞,最好卖上价钱。朱家人不可能亲自去负责这些事,所有的工作,都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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