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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又回到了义乌,但没有“我胡汉三又回来了”的那种兴奋感。我不能背着良心说我喜欢这里,我只是来这里圆个梦,为梦而来。来到这个说不上喜欢也说不上讨厌的城市,但愿能收获一个喜欢的梦回去。
我清楚自己短时间之内不会离开这里了,我不再是个匆匆的过客,下一站离我太远,远得我无能为力。我有孩子有父母,但我回不了家,我不能给所有的亲人添堵。
“既来之,则安之,好好干,兄弟!是大有希望的。”我经常如此这般自言自语。
我去了红楼宾馆前的劳务市场,一天、两天、三天,没有结果。这次我不急,我不是从前那个急于工作、急于想拿工资回家的人了。我有了新的起点,一个高起点。早一天上班与晚几天上班,对我而言已然不重要了。
一人吃饱,家不饿。我急什么?
那时的义乌劳务市场只有一类人最吃香,不是手握文凭的人才,而是掌握一门技术的技工。每家工厂的情况大抵都相同:产品不愁销,管理能凑合不误生产就成,愁的就是技术做不出产品来。所有人的力量都使在了生产上,赶产量,抢客户,抢市场。凡是从广东那边来的技术工,在哪个行业都很抢手,有个七八成手艺在手的都是大师傅了,工资尽管开虎口,这个厂子不要,别的厂子抢着跑。
有人可能不相信我的话,以为我在胡扯,那我就举几个例子来。
浪dfn.99lib?/dfn莎集团的董事长翁荣金、总裁翁荣弟,早先就是从广东进袜子到义乌市场上来批发;还有新光集团的董事长周晓光,也是从广东进货到义乌市场上来批发。当时货是供不应求,为了满足客户的需求,1995年,周晓光创办了新光饰品公司;同年,翁氏三兄弟创办了浪莎针织有限公司。这只是义乌成百上千企业中的两个例子。
他们都回忆说,在广州进货的日子里,千里迢迢为了拿到预定的货,必须使出吃奶的劲儿挤上南下的火车,可见当时货源的紧张。他们都在经销时期建立起了自己的国性批发网络。接下来,水到渠成,自己办厂,依托义乌小商品市场把产品销出去。
义乌后来稍有规模的企业如雨后春笋,都是在这前后纷纷上马,或大或小,真枪实弹干起来的。面对这么多新兴工厂,技术力量当然成了重中之重,而早于义乌开放的老大哥广东,无疑成了为义乌这个小弟源源不断地培养、输送技术人才的基地。
而我的尴尬是,我有张假文凭,但我没有技术,人家根本看不上我。我就如其他有文凭的人一样成了“鸡肋”,可有可无。那时有文凭的人都往上海、苏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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