周恩来听到了汪精卫的嘲讽,他也知道这个和平俱乐部首脑是借机攻击蒋介石的顽固抵抗、屡战屡败、劳民伤财,又想重提和平谈判的论调。这时候**可不能跟着他跑,镇定地说:“汪主席,你理解错了,我并不是反对坚决抗战、也不反对极端的作法用于抗战。
日军如此凶顽,连续连续占了广州、武汉,截断了粤汉铁路、平汉铁路,目的就是要逼迫我国政府接受他对东北、华北、华东、华南的占领,成为他的新殖民地,被他掠夺、被他驱使、被他奴役,每一个中国人都是不能答应的。即使我们弱小、会付出极大的牺牲也要顽强地抗争下去,和平谈判无异于屈膝投降,得不到国家的独立地位、民族的生存权利。
长沙执行焦土政策没有错,错在执行政策的人惊慌失措、玩忽职守,错在国府上下各自为政、缺乏统一的部署、具体的规划,人员物资转移、设备工厂搬迁等工作基本上没有人牵头组织合理安排,抱着侥幸心理懒散等待,事到临头又不顾民众安危仓皇处置以致酿成悲剧。
整个过程我是亲身经历,可以说后方管理完全处在无序混乱的状态。汪主席,你们都是党国要员,担负着国家管理的重任,与其抱怨抗日带来生灵涂炭、幻想着日本放下屠刀,不如用心想想怎么组织好后方民众的生产生活,有计划地搬迁交战区我国不多的工业设施。
此次长沙被烧毁工厂有40多家,损失最大的是湖南第一纺织厂。其厂房损失27万余元。原料损失96万余元。机器设备损失60多万元,数百工人丧生;长沙作为全国四大米市之一,190多家碾米厂和粮栈仅幸存12家,损失粮食十万吨以上;绸布业损失200余万元,约占全行业资产的80%;湘绣业40家全部毁灭,宝贵的资源付之一炬,触目惊心呀!
我们在敌后也提倡坚壁清野,在强大的敌人到来之前。转移民众、粮食以及家畜家禽,目的是减少民众的损失、断绝日军获得战场补给,这和焦土政策的道理是一样的,只是不能烧县城、烧村庄,我军长期转战敌后,离开百姓就断了自己的后路,我们不像**有退路。
正是因为有退路,**才不断地撤退,才敢于执行焦土政策,似乎留给敌人一片瓦砾敌人就会恐惧退却。似乎没有想过我们需要民众、设备、物资发展后方经济,我们会很快回来收复失地的。转移的民众还是要回来生产生活的,烧毁的文物古迹是弥足珍贵无法复制的。
我觉得**必须从根本上扭转这个错误观念,日军经过战略进攻的消耗已经没有了发动大规模进攻的实力,这种时候**应该更加主动、积极地组织防御,给后方恢复生产、安定民心、建设工业创造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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