路易·布朗先生那部优秀的《十年的历史》的第一卷在我搁笔后就出版了,它证实了我的记述。他写道:
一个中等身材、精力充沛的男子,身着将军服,身后跟着一大群全副武装的士兵,穿过了圣婴市场。这就是德·埃瓦里斯特·迪穆兰先生,《立宪党人》的编辑,他从一个卖旧衣服的商人那里买到了那身制服,他戴的肩章是演员佩尔莱从喜剧院商店买来送给他的。“这位将军是谁?”从各方面来的人都在问。围着他的人回答说:“是迪布尔将军。”人民群众高呼道:“迪布将军万岁!”在他面前,这个名字还从来没有这样在空中回荡过。①
①我在一八四一年一月九日收到迪布尔先生的一封信,信中说:“自从上次我们在卢浮宫岸边相遇后,我多么想再见到您啊!我多少次想把撕碎我灵魂的忧伤向您倾吐啊!生活在这么个时代,——个人热烈地爱着他的国家、他的荣誉、他的幸福、他的光荣,可他是多么不幸福!……
在一八三○年,人家干的事,我没附和他们,难道我错了吗?他们为法国安排那可憎的未来.我看得清清楚楚。我解释说,单是它的弊端就能怎么怎么造成政治上的也是欺诈性的人事安排,然而没有人能理解我。
同一年(一八四一年)的七月五日,迪布尔先生又给我写了一封信,给我寄来了一个记事手稿,他曾在一八二八年寄给了德·马蒂尼亚克先生和那些他鼓励他们让我进议会的先生。我并没有朝迪布尔先生指的这个方向向前发展,这不太符合现实。(巴黎,一八四一年记事。
另一个场面,在几步之外等着我:在卢浮宫的柱廊前面挖了一个墓穴,一个神父身着一件宽袖白色法衣,佩着襟带,在墓穴旁边念着祷词;人们把几具尸体放了进去。我赶紧脱帽致敬,在胸前划了个十字。静静的人群带着敬意注视着这葬礼。如果宗教界的人士不到场,这种仪式也就不算什么了。那么多的回忆和思考一下子涌进我的脑子里,我木然地站在那里一动不动。突然,我感到有人推我,原来响起了一片口号声:“捍卫新闻自由的人万岁!”我的头发让我被人认了出来,马上一些年轻人抓住我,对我说道:“您去哪里?我们带您走。”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,向他们表示感谢。我挣扎着,请他们放我走。贵族议院开会的时间还没有到;那群年轻人不停地喊道:“您去哪儿?您去哪儿?”我胡乱地回答道:“去皇宫!”马上我又听到“宪章万岁!”“新闻自由万岁!”“夏多布里昂万岁!”的呼声。在方丹家的院子里,书商巴尔巴先生从他房中出来,拥抱我。
我们到了皇宫,我被挤到了木长廊底下的一家咖啡屋里。我热得要死。我
请收藏:https://m.bq777.cc
(温馨提示:请关闭畅读或阅读模式,否则内容无法正常显示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