告别了农村,我又回到了熟悉的玉石科,张遂昌已经被调走,感觉科里的气氛好了不少。毕竟我想调离玉石科的想法,在去年就已经嚷嚷开了,所以回到科里,既没人提我要走的事,也没人给我分配具体的工作。由于张遂昌已经调走,我想调走的想法也跟着有些松动了,毕竟在这个科里呆了5、6年了,对业务有了一定感情,但我没敢跟领导透露。由于在农村这一年劳动强度大,又是自己做饭,所以每天都吃的特别多,可这一年来,实在是气郁不舒,回到公司后,活动量一下子少了,形成了肠胃胀气,大肠火大,大便秘结,食欲不振,最终不得不去医院。看完西医看中医,来来回回折腾了近3个月;另外由于我在农村,心情不畅,每天都在野外哀嚎,导致声带结节,最终说不出话来。消炎药、雾化吸入等,治疗了一溜够,最后还是在友谊医院手术解决了。在这期间,老徐多次找到我,问我何时能过去。我想提出调动,但不敢确定玉石科放不放,而且我现在的身体状况也很不好,隔三岔五就得去医院,所以调离这事我也就一拖再拖。
此时第一波未经考试而是通过推荐上的大学的人们已经毕业,我们公司去了三位,回到公司上班的有两位;又有好几个这种大学毕业的人分配到我们公司;1977年恢复高考后,上岸的大学生正在校园里就读。此时的社会学历满天飞、文凭正吃香,蒙钱的补习班如雨后春笋般地冒出来,大家为了追风,也不管是真文凭还是假文凭、管用的文凭还是没用的文凭,只要见到广告就报班,下班后就到补习班上课。我了解了一下机制科的人员情况:
1.科长徐贵:北京外贸学院干训班毕业,五十年代末;
2.副科长周冰德:北京师范大学毕业;
3.业务员简南:北京外贸学院,1968年毕业;
4.商品员徐爱连: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毕业;
5.商品员李云:北京外贸学院毕业;
6.业务员刘辉格:河北农业大学毕业;
7.业务员小马:北京西北军工学院(法语专业)毕业;
8.刘永明:工艺美术学院毕业;
9.西昊:北京对外贸易学校毕业;
还有其他人等均为1962年高中毕业后到外贸局
英语或业务培训班培训过。如果我要是来到这个科,那在学历这方面,我可就成了“唯一”(初中毕业),所以老徐找我时,我心里还真有点发怵。
再来说说此时的玉石科,这里已经是一个萝卜一个坑,如果继续在这里干,也只能跟别人搭帮,不会委以重任。何元利已经升任科长,老左仍是书记,老藏仍管外销,但是已没有管货源的副科长了;下厂组则变了样,程丽江在1976年顶替了董秋名的名额去了外贸局办的7.21大学学习英语,退学后与张遂昌勾结,终于如愿以偿地进入了商品组,可以参加对外业务的谈判,而原来分级组的董秋名成了下厂组组长。
在这种情况下,我先找领导探探口风吧!我找到老左,谈及想法,他表现出无所谓的态度,并表示领导找他时,他绝不阻拦;找到何元利,他更是推心置腹地说现在科里人员都安排满了,如果真能到老徐那,那是最好不过了;最后找到老藏,他的一席话如醍醐灌顶:“走吧!1966年我在工艺品时,咱们就认识了,你说哪个领导喜欢下属比他行市高的人呀!你看现在这个科,谁能容得下你这个爱干活和能干活的人呀?我早晚也得走(后来调到了驻外的商务参赞处)。你要是再在这个科呆下去,就算不生病也得憋死!”
在此期间,玉石科发生了一个真实而荒唐的故事,促使我下定决心离开这个科。我越级直接打报告给党委,请求调离玉石科,调入机制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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