将大屠杀解释为天生的罪犯虐待狂‘精’神病人或其他道德有缺陷的个体所犯下的一次罪行。大体上表现出的人的残酷‘性’，与执行者的个‘性’关系很小与将权力和服从视为常态的社会结构的关系却非常密切。从本源上说，残酷的社会‘性’因素要远远大于个人‘性’格因素，在道德压力缺失而非人‘性’合法化的社会情境中，有较多的个体会倾向于残酷。

　　大屠杀最震撼我们心灵的，或许不是被屠杀的命运也有可能落到我们身上，而是想到，我们也可能去进行屠杀；过去我们有可能这样做，如果有适当的条件，现在我们仍有可能这样做。

　　阿‘蒙’一戈斯对于大屠杀的执行，是来自于服从，也是来自于战争之中的大势，他只是在整个残酷的战争环境之中求生存而已。至于戈斯所表现出来的冷血和残酷，则是战争催化出人‘性’的黑暗面所导致的结果。

　　另一方面，戈斯会产生矛盾和冲突，这也就是个体在社会背景之下的独立思想，这具有一定必然‘性’，即使是冷血动物，但依旧是拥有思考能力的个体，他依旧会思考：自己这样做的原因是什么。特别是当他的思想受到冲击时——比如说爱上了犹太‘女’仆，这种思考会越发‘激’烈沸腾起来。

　　毫无疑问，电影之中对于戈斯的塑造才是正确的，因为这是整个时代背景之下必然会导致的结果，导演将战争之中人‘性’与残酷的挣扎集中在戈斯角‘色’身上体现出来，这也恰恰反映了导演对整个战争的态度：人在战争机器面前，永远都是渺小的，而戈斯身上的悲剧则是整个时代的悲剧。辛德勒唤醒了人‘性’，而戈斯则被社会的残酷淹没碾碎。

　　在一个理‘性’与道德背道而驰的系统内，大多数人很容易置自己的道德责任于不顾，另行选择了合理利益和自我保全的准则；将自我保全凌驾于道德责任之上，无论如何不是预先被注定的，总有人选择后者，哪怕人数很少。这表明，邪恶不是万能的，同时也表明，屈服还是反抗，归根到底，是一个人选择的结果。

　　在纳粹暴政的高雅下，许多人丧失了道德感和人‘性’。在不堪重负这一绝对事实面前，没有一个人可以被宣布为有罪，但也没有一个人可以原谅自己的道德屈服，他应该为个人的软弱感到羞耻。只有不断地保持这种羞耻感，正视自己的软弱，才有可能打破大屠杀之类的暴政加给人们的老龙，包括物质上的和‘精’神上的。

　　辛德勒保持了羞耻感，正视了软弱；戈斯保持了羞耻感，却败给了软弱。这才是‘辛德勒的名单’最深层的内涵，也是导演赋予这个故事最警醒世人的核心内容。”

　　支持派和反对派的争论十分‘激’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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