公所以将韩氏的崛起根源追溯到韩厥救孤,认为因了这一“积天下之阴德也”的大善之行,才有了韩氏后来的立国之命。其认识的立足点,正在于善恶与天命交互作用这一观念。所谓天人交相胜,此之谓也。而自魏晋之后,占卜星相等阴阳之学渐渐趋于完全窥探天意的玄妙莫测的方法化,强调人的善恶正邪对命运的影响则日渐淡薄,故此越来越失去了质朴的本相,可信度也便越来越低。这是后话。
第三种说法,是西汉盐铁会议文件《盐铁论》记载的讨论意见。
《盐铁论·论儒篇》云:“齐宣之时,显贤进士,国家富强,威行敌国。及湣王,奋二世之余烈,南举楚淮,北并巨宋,苞十二国,西摧三晋,却强秦,五国宾从;邹鲁之君,泗上诸侯,皆入臣。(后)矜功不休,百姓不堪;诸士谏不从,各分散,慎到、捷子亡去,田骈入薛,孙卿(苟子)适楚;内无良臣,故,诸侯合谋而伐之。王建听流说,信反间,用后胜之计,不与诸侯从亲,以亡国,为秦所擒,不亦宜乎!”
这段评判,先回顾了齐宣王、齐湣王两代中的一代半兴盛气象,又回顾了齐湣王后期的恶政,指出了百姓不堪与人才流失两大基本面。对齐王田建的作为,则将其失政归结为三方面:听流说,信反间,用后胜之计。而“不与诸侯从亲”,则是信用前述三方的结果。显然,这种观念与齐国民众的说法,与司马迁评判,并没有重大差别。应当说,这些原因都是事实,但也都是最直接的现象原因,而没有触及根本。
那么,根本在哪里?实质的原因究竟是什么?
对齐国历史作一简要回顾,我们可以发现,战国时期的齐国有一个所有国家都没有的现象:末期四十余年没有发生过战争,此前十四年也可以说基本没有战争。也就是说,一百三十八年的历史中,齐国的后三分之一多的岁月,是在和平康乐中度过的,五十余年没打过仗。孤立抽象地说,和平康乐自然是好事,也是人类在各个历史时期都会生发的基本理想之一,无疑应当肯定。然则,在战国这样一个风云激荡的大争时代,一个大国五十余年无战,无异于梦幻式的奇迹。作为一种历史现象,史家无疑是注意到了这一基本事实。司马迁在回顾齐国历史时说:“始,君王后贤,事秦谨,与诸侯信。齐亦东边海上,秦日夜攻三晋燕楚,五国各自救于秦,以故,(齐)王(田)建立四十余年不受兵……客皆为反间,劝王去从朝秦,不修攻占之备。”
且略去太史公的诸如“君王后贤”这样的偏颇评价,只就事实说话,首先理出齐襄王时期的轨迹。燕国破齐的第二年,齐襄王被莒城臣民拥立即位,此后五年直到田单反攻复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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