要纲》以及《关于日支新关系调整的基本原则》、《关于日支新关系调整的具体原则》、《秘密谅解事项》等八份文件。那日本人提出的条件十分苛刻,其侵略中国的要求大大超过以往日方提出的条件:日本要的地域从黑龙江到海南岛;所包括的事物,下至矿业,上至气象,内至河道,外至领海;从东南至西北,一切中国的权益,包括主权、领土、港湾、河流、矿藏、银行、交通、军警、武器……日本都要毫无遗漏地持有或控制。
如果签订这样的卖国条约,必将成为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。高、陶惊出一身冷汗,力劝汪精卫不要签字,退出和谈,离开上海,或出国隐居,总之绝不继续谈判。
但汪精卫此时已完全受日方控制。汪精卫极力迁就日方,铁了心甘愿充当卖国贼,一心要成为日本扶持下的“新政府“首脑。
高、陶对汪精卫已劝不进话,完全无力作任何劝说了,倘若继续跟着汪精卫走下去只能是绝路一条。
沮丧与绝望之余,陶希圣想到了以死来寻求解脱,但又不甘愿就这样一死了之。那一时期他给香港家中的每一封家书中都含有大量的沉痛之语,如1939年10月20日的信中说:“我自投到山穷水尽的境地,又不肯作山穷水尽的想头。譬如污泥中的一粒黄沙,自己不想做污泥,却已是污泥中的一分子了。有时一两个好友在一起,谈起我们所处的环境,总觉得只有研究如何的死法:投水呢?触电呢?自戕呢?然而这一粒黄沙还有留恋着不能死的必要。“
1939年12月30日汪精卫签订卖国密约这天,高宗武和陶希圣都借口生病拒绝参加签字仪式。
高、陶的反常态度,引起汪精卫、周佛海等人的疑心。
有人密告陶希圣,称李士群、丁默邨的“七十六号“特务机构正在计划刺杀他,然后再开“追悼会“。高宗武也被特务监视,随时有生命危险。
1940年1月2日,高宗武去寓所看望陶希圣,两人商定,立即秘密联系重庆方面,争取得到军统的帮忙,从上海脱身,转去香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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