间遍布街头。
甚至不乏有人为了牟利,改变原有的一部片子,偷偷改放精彩刺激的“*****”。
同时,各种非主流的、否定人们习以为常的高大全英雄形象小报和书籍,也开始出现在书报摊儿上。
比如《野人的x生活》、《特大抢劫案》、《震惊世界的奇闻》等等。
当然,不同于这一年同样因敏感内容而热卖的张贤亮的小说——《男人的一半是女人》。
这样的书刊丝毫也不具有半点文学意义。
纯粹是以杜撰的抢劫、凶杀、婚变等内容来挑动人们的猎奇心理。
说是低级下流、庸俗不堪,并不为过。
所以这一时期,群众意见很大,老百姓对这些新生事物都很抵触,生怕把自己的孩子给带坏了。
于是治理文化传播途径种种违规、违法行为再次成为工商部门的工作重点。
宋国甫便又成了让游戏厅、录像厅、书摊儿老板战战兢兢的瘟神。
只可惜禁得了行为却难禁胡思乱想,也恰恰正是在这个时期。
“陈世美”和“第三者插足”竟然变成了“婚外恋”。
接着,又继而诞生了“情人”的说法儿。
这些时髦新名词儿虽然仍属于不正经、被鄙夷的范畴。
但如果仔细品味,却不难发现。
从人们的口里说出来,已经多少有了点儿浪漫的味道了。
不能否认,有人在暗中希冀着什么,而这或许就是世风日下的苗头。
最后的一条是,由于外地人口持续流入京城,京城环境难以避免的变得越来越复杂、难以管控了。
像善于经商的维族同胞,就是在这一时期开始陆续进京的。
这些头戴小帽儿的维族同胞,除了把葡萄干、哈密瓜、杏干、纱巾等商品带进了京城。
还用车条磨的钎子,把“羊肉串”这种美食也一起引入了这个城市。
这毫无疑问,确实是他们丰富首都市场,所带来的好处。
可反过来讲,由于语言不通,生活习惯不同,甚至文化信仰不同。
他们不但在经营上存在很大程度的违规情况,在用电和用火方面安全意识不够。
身在异地聚居在一起产生的抱团心理,也与本地居民也在生活上生出些许多龃龉和摩擦。
再加上进京人员素质优劣不等,群体流动性强,这就更增加了治安上的难度。
像在魏公村附近形成的“新(江)村”,很快就沦为了盗窃和拎包的重灾区。
甚至之后,与之类似在大红门附近形成的“浙江村”,也一样是这样相当混乱的状态。
这直接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。
总之,对于大部分的普通人来说,发现这些变化的坏处,远比感受到带来的好处更容易。
那么怨声载道也是自然而然的事儿。
或许只有多年之后,他们才能真正看清这些变化的实际意义。
当然,肯定不是所有人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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