国,另一个是世界第一钢铁生产大国,但其他国家在航海时代能够实行的上层建筑,两大强国在卫星上天的太空时代也因为国情问题实现不了――事实证明,“国情决定上层建筑”,“国情决定生产关系”都要比哲学创始人的那套理论靠谱得多。
邓名记得有句话很好地形容了胜利的不容置疑性:“我们的最终胜利,就连敌人也毫不怀疑。”,搁在这套哲学理论上,那就是“这套哲学理论的论断,就连它的虔信者也没当真。”,若是创始人泉下有知,那真是情何以堪啊。既然虔信者都能大拆、特拆创始人的台,那邓名只能认为实际操作中有无法逾越的难关,因此他实在不敢用这套哲学做指导理论。
不过十几年教育的威力非同小可,邓名目送叶天明离开后曾一度忐忑不安,担心自己会害了成都的百姓:“我应该是把资本主义放出来了吧?据说它一诞生每个毛孔就都充满了鲜血和其他脏东西,撕下了封建制度下人与人温情脉脉的面纱。”
“无论是孙可望的军屯、还是满洲的八旗包衣,产出的粮食都是用辅兵或汉人的鲜血浇灌出来的。我就是把资本主义这野兽放出来,都府的百姓还能比这过得更惨么?”可邓名仔细一琢磨,认为在中国应该不必担心这个,看过辅兵和百姓受尽欺压、毫无尊严和生命保障的生活后,邓名觉得很难想象有比现在更糟糕、更血淋淋的日子了;邓名估计在欧洲的封建制度下,西方底层百姓会有着比较幸福美好的人生,所以才让创始人痛心疾首地说出那番话来:“这大概是国情不同,我没有去过欧洲,不知道现在欧洲的贵族是不是爱民如子,不知道西方的佃户是不是能有鱼有肉吃着,不用担心被侮辱、欺压,但起码过得会比中国百姓好不少。马老先生受到全世界劳动人民的衷心爱戴、人格伟大,总不会是个信口开河的大忽悠吧?”
尽管邓名想像不出比封建社会更糟糕的生活是什么样子,不过他还是打算尽量避免这种风险,在叶天明走后,邓名又几次召集军官会议。在几次会议上邓名都提出同样的问题,那就是如何保证都府能够从盐行的盈利中受益:“要求盐行把全部的利润都交出来并不合理,他们承担风险,负责管理、实施食盐生产;不过显然他们从都府政权的支持中受益匪浅,官兵为他们的货物提供保护,帮助他们打击竞争对手,而官兵是由都府百姓组成的,所以如果盐行独吞全部利润显然不合理。”
正如邓名之前见到的那样,整体上来说川军依旧是一支封建军队,上次敢于集体参与对战略的讨论也是因为邓名的授权。当邓名刚刚提出这种全社会共享利益的理论时,很多军官都感到有些不适应,不过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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