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天之后,京城,外资委。
顾骜如期回到国内,并且办理了“结束停薪留职、恢复原职”的交接手续。
他的身份,也正式恢复到了外资委机科办的一名副处长、正处级待遇。
今后的一年,他将重操旧业,跟正处长老包(副厅级)一起,协助办公室主任完成“突破巴桶灰区封锁技术统筹窃取”的重大项目。
(因为yd官场,到时候这部分情节细节就不展开了。)
办完手续,回到自己办公室,包处长和另外几位同僚居然很客气地堵门等他。
“小顾同志,欢迎回来。”包处长边说边给他抛了一根雪茄。
顾骜“包叔你太客气,都老熟人了,怎么跟我客气起来。”
包处长拍了拍他肩膀“应该的,小顾你可是觉悟高呐,值得我们学习——跟基辛格教授读博,都还甘心回国。
知不知道,副主任批你出国的时候,可是做好了你滞留不归的思想准备的。毕竟牺牲一个人才,换取多一个建交国、换取乔治敦的华尔士外交学院由大陆学生读研,也值了。”
其他同僚也有附和的“小顾,你不知道吧,去年开始,国家放出去留学的某些小同志呐。啧啧,国内的时候看着学习好、觉悟也高,看到了外面的声色犬马,就……唉。”
顾骜沉默了两秒,显然知道他们说的是什么。
80年代,国内的不自信问题确实是非常需要正视。哪怕是外交系统内本身没问题,但周边人员出现不可描述情况也是难免的。
更别说留学生出去了就不想回来,太常见了。
毕竟哪怕你当个县长,说不定物质生活条件还不如美国一个普通工人呢,谁不想过好日子啊。(如果是底特律那种特殊畸形的情况,极个别工人一年70万美元,那省市领导都赶不上)
外交学院培养顾骜固然是花了不少成本的,而且顾骜还是那一批里的顶尖人才。
但如果放弃顾骜这个人才,能换来多一个建交国,那这笔买卖上面的人肯定觉得是划算的。
说不定过年的时候,《人人日报》上大篇幅报道他的好事儿,还是在确认了他的立场后,斡旋示好,给他个甜枣、坚定他回来的信心。
顾骜忍不住叹道“其实大家都多虑了,我知道轻重的。外国有什么好的。那不过是一个发展成熟饱和了的社会。哪里像我们这里,每时每刻都有上升通道,前途远大。”
包处长笑道“你肯这么想,那就最好。过会儿中午,副主任可能要亲自给你接风呢,你想想看,到时候该怎么讲话。”
“谢谢包叔提醒,我会注意的。”
“对了,据我所知,你在美国投钱拍了电影——有没有录像带给咱瞅瞅,咱也看看最新的美国大片啥样。”谈完了公事后,包处长忍不住调侃。
顾骜“我有带胶片拷贝,到时候给你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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