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博雅杯》的最大特点是,你写的观点对不对不是最重要的,你有没有自己的思考,能不能自圆其说,在期间是否展现出了你和别人不同的一面,这才是考核的重点。
眼下这100位高中生,说实话他们在各自的群体里再突出,又能有什么学术水平呢?能有名校文学院高材生的水平?所以,《博雅杯》考核的是学生的思辨能力、创造力和潜力。
《博雅杯》不需要只会读书考试的“傻子”!
所以当看到李亦儒挥毫而下不靠谱言论后,两位导师并没有嗤笑,而是欣喜,虽然李亦儒的言论在他们看来是荒唐的,但是,他所陈述的一切,还蛮有道理的。
这时只见李亦儒再次挥笔而下:
[其次,《后出师表》的写作时间可疑。
蜀汉建兴五年(227)年,诸葛亮进驻汉中,临别之际向后主刘禅呈上《前出师表》。而《后出师表》按《汉晋春秋》的说法,则是在建兴六年十一月诸葛亮呈给后主的。
两表的写作时间相隔一年而已,大军仍驻扎在汉中,为何还要上表求出师?何以会“今岁不战,明年不征”?何以在《前出师表中》求自贬,劝后主“亲贤臣,远小人”,时隔一年就不顾战争对黎民的残害而力争“出师”呢?
另外,前后表相隔仅一年,《前出师表》言辞恳切,充满热情与理想。如“则汉室之隆,可计日而待也。”“兴复汉室,还于旧都。”昂扬向上的斗志溢于表文。
而《后出师表》不仅绝口不提兴隆汉室之事,行文也不似前表那样气足语豪,全文都在主张出师,却又承认“至于成败利钝,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。”
文气低迷悲观,况且出师之文应是鼓舞士气,怎会写的如此萧瑟呢?
两表相隔一年,文气,风格表现出如此大的差异,实在让人难以信服同样出自诸葛亮之笔。]
商教授是研究古汉语的,郑教授是搞当代文学的,这二人虽然在历史学上并不强,但是在文学这块研究得非常通透,都是该领域很杰出的教授。
见李亦儒又拿出了这一佐证,他们二人微微蹙眉,若有所思。
讲台上,《博雅杯》负责人董之鹏实在看不下去了,他心想人家小伙在那考试呢,你们两位大教授蹲守在那看着不太好吧?现在室内100位考生,别人你们就不管了么?
你们现在是监考老师,可不是阅卷老师啊!你们真关心李亦儒写了什么也行,不过在那扫几眼就成了,别一动不动跟雕像似的,盯着人家写啊!
偏心不?尴尬不?
但董之鹏资历浅,所以也不好去吩咐教授。这时,考古学家董必胜正好从讲台前飘过,董之鹏忙悄声道:“董教授,您看那边,这~~~哈哈。”
董教授好像恍然大悟般点了点头,“哦”了一声,直奔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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