原因是,在那晚的行动中,田荣国需要不停转移位置掩护我,抱着机枪的他,在黑暗的坡头上跑来走去,没被敌人的炮火炸中,也没被敌人的子弹打着,却一脚踩中了地雷。最终失血过多而光荣牺牲。
我哪里又会知道,那晚让我欣喜、让我立功的几声爆炸中,有那么一声,是响在田荣国的脚下。
我最后一次见他,是他盖着白布,被抬进车里。两个同乡,一个戴功回国,一个马革裹尸。攻坚行动结束之后的每一天,我都在回想关于那天的画面,那天的对话,我知道,如果不是田荣国在我旁边,敦促我撤移位置,我早就被炮火炸开了花。
换句话说,我这命其实是他救回来的。
但让人酸心的是,我戴功回国,成了英雄,但田荣国因为一些原因,只有一纸烈士证明,以及“死人荣誉”。我大书特书,向上级写了好几次报告,申请为他追授更高级别的荣誉。
但那时候的部队还没到裁军,“臃肿”的机关办事效率极低,我奋笔疾书下写出的报告,甚至都没能递交到管事的人手里。而那些字出肺腑的报告,自然是石沉大海,了无音讯。
通过正规途径向田荣国讨回荣誉的事情,无疾而终。
战事结束之后,借着探亲假的时间,我回了一趟家。田荣国的父母已经收到了部队的信,知道了他牺牲的消息。
但我还是装着一本正经的样儿,把我那块稀罕的奖章交至他家,说这是部队追授的奖章,让我代交过来。
这本来就该是他的,我坚信不疑。生命才是最宝贵的东西,奖章再闪耀,又有什么用呢?
但奖章确实有用——田荣国的父亲捏着奖章盒子,那悲怆的泪水里,悄然中增添了几分慰藉。这也许就是荣誉的作用吧,至少会让人知晓,死的人没有白死,而是做出了什么贡献而死。
事实上,在入伍之前,我跟田荣国并不是什么要命的好朋友,也根本没什么交流。只是在入伍之后,两人才觉合得来,谈得拢。如今他离世而去,更为我带来了“死亡崇拜”。
天人相隔之后,两人本不太深的感情,悄然在我心中发酵,升华到了新的高度。
回部队后,上级又放了我几天假,让我收拾收拾,准备前往北方的某个城市深造。但我不认为这件事就完了,因为见识了田荣国家里的凄凉后,心里的不满放至了最大。我硬是想着要替他讨个说法,见前几次申请无果,年轻气盛的我,直接就找到团部,想去大闹一场。
当着领导的面,仗着一腔热血,我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,也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举动。最后的结果是,我想要的东西没有批下来,而自己却还受了处罚。
因为事情影响很坏,我受到了公开批评,而那个前往军校学习的美好仕途,也就这样被我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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